评：海外矿业投资的风险，这是矿君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初看到这篇题目的时候颇不以为然，以为也就是老调重弹嘛，泛泛而空洞地说说社区、文化差异什么的；稍微仔细看了一下，顿时来了兴趣——同样的道理让不同的人论证出来，质量千差万别。

    尤其感慨的是，每天在野外奔波的地勘单位青年里不乏有视野、有情怀、外语好、小文艺、外文笔锋的人才（封皮系作者野外拍的照片）；一直说企业的国际化核心在人的国际化，假以时日历练，中国矿业国际化后继人才颇多。

1 前言

    据资料统计，至2013年底，我国矿业海外投资的失败率约80%（陈先达，2013），总体偏低。

    交着昂贵的学费，却没有获得回报的事实说明我国的矿业海外投资策略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据笔者的海外工作总结及对一些案例研究发现，我国矿业海外投资 普遍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重视勘探、开发与资本等因素，忽视外部间接性支撑因素如投资地政治生态、文化及社区等。

    这是政府主导下的矿业投资模式在海外的惯性延续，其特点是“重视自身，忽视外部”，也就是不接地气。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认为是互利双赢，而所在地却认为是损人利己。细究起来，自身的内部原因却是关键性因素，也就是忽视了矿业海外投资可能会面临的“软风险”。

2 矿业海外投资的特殊性

    矿业的本质很简单：通过对资源的占有与开发以获得商业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从经济角度对矿业的定义，只与开发有关，不涉及行为发生地。但事实上，矿业涉及面远比上述的复杂，包括环境、人文、社区。如果发生在海外，那么就更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所能包涵。原因如下：

    1、一般情况，一国主权是无法与国土分割。资（能）源天然地赋存于一国国土之中无法分离且不具有附着物属性。这一特点决定了矿业既是经济行为，又带有政治性特点。

    2、“开发即破坏”。矿业必然导致自然环境负面变化，改变区域生态（自然和聚落）；再者，原本稳定的社会架构与人文受到外来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冲击而解体和堕落（郭磊，2013）。这是普遍发生的事实。

    矿业与其他行业给投资地“给予”、“支持”的印象不一样的是更多给所在国民众“掠夺”的感受。这是矿业行业的共性问题，与区域无关。

    3、矿业海外投资属于高资本，高风险和高度关注的典型“三高行业”，受国际关注程度高，易受国际环境及所在国政治环境与政策影响，撤资相对其他行业更为困难（郭 磊，2012）。

    基于上述特征，我们在矿业海外投资中宜以一种圆滑而有效的手段弱化对资源的占有与获利，强化矿业投资带来的利益及环境友好与改善（郭磊，2012）。

这些问题在旷野海外投资中具有普适性，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3 矿业海外投资中“软性风险”的研究必要性及内涵

    3.1 矿业海外投资中“软性风险”研究的必要性

    资料表明，我国大多数矿业海外投资都遇到了“软性风险”的困扰。典型的有首钢秘鲁铁矿（Shou Gang Hierro Peru S.A.A）劳资冲突，万宝矿业控股的缅甸莱比唐铜矿（Letpadaung Copper Mine）社区冲突以及秘鲁Apurimac区域发生针对五矿集团（MMG）的抗议活动。以上所列仅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矿业央企海外投资冲突例子，其他中小型以及民营矿业公司的“软风险”困境可想而知了。

    我国海外矿业投资在处理“软风险”方面与西方大型矿业公司比尚显稚嫩，缺乏相关的经验及自身行为失当，出现的种种问题被某些媒体无原则夸大，知名度虽高，美誉度却偏低，海外矿业投资之路频频遭遇黄灯，甚至红灯。这些问题可能受限于我们含蓄、内敛的文化传统，更与我们对外交往历史较短，处事相对封闭的行为方式有关，致使我们在应对“掠夺论”和“威胁论”时有较强的无力感（郭磊，2013）。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资本、科技等因素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主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可能出现的“软风险”，获得投资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并形成良性互动以以改变对方的不信任与偏见，改善投资活动的外部环境，支撑矿业海外投资的成功。这是研究必要性的所在（郭磊，2012）。

    3.2 矿业海外投资中“软性风险”的内涵

    “软风险”与“硬风险”是相对应的。“硬风险”是指事物发展中呈显性、大致可量化的风险，即矿业海外投资中的资本、技术等风险；“软性风险”并没有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笔者认为其特点是发挥难以量化的隐性掣肘作用的风险因素，通常与社会所持文化、道德及价值观念有关，与自然环境无必然联系（郭磊，2015）。

诸多案例表明，“软风险”在海外矿业投资中的影响程度不亚于资本、科技等“硬风险”。此前在海外矿业投资频频亏损的中国铝业也开始反思其海外投资战略。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刘祥明表示：“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投资项目成败与否的主要因素不仅在于资源的规模和品质，也不仅在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条件，还取决于项目所在地政策和法律以及社区的工作环境。”该论述中的最后一点正是矿业海外投资中“软风险”所包涵的范畴之一。

4 矿业海外投资中的“软风险”内容

    前文对矿业海外投资中的“软风险”做了界定，并论述了研究的必要性。下文将展开具体论述。笔者要说明的是，所有的论述都是以矿业海外投资为基础。为了便于表述，下文将其分类阐述。但各因素是彼此联系、交叉作用的，笔者建议综合考虑。

4.1 政治稳定性风险

    矿业海外投资的行为发生在海外，跨度达数年至数十年，且无法异地运营。这一特点决定了政治稳定是矿业海外投资的首要风险因素。这方面，我国万宝矿业投资的缅甸莱比唐铜矿（LetpadaungCopper Mine）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项目最初由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运作。在西方对缅甸实施制裁后，艾芬豪退出，由中国万宝矿业公司（Wanbao Mining Ltd.）接手运作。其后，民主化的缅甸由于政策摇摆导致莱比塘铜矿项目成为该国不同政治派别角力的砝码，运营环境出现反复并在未来面临不确定性（蒋姮，2013）。

    大多数矿业海外投资主体对这个问题认识肤浅，思维僵化，结论模式化，尽职报告以“两国关系发展前景良好”及“项目受到高层支持”等难以实际操作的结论作为可行性基础，误导投资。

    那么如何判断对投资地稳定性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历史诉说未来。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文化与价值观取向，并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影响一个国家、地区的未来发展。如果我们有针对性搜集的资料和信息越多，那么就可能做出接近事实的判断，也就有可能提前做好应对，将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郭磊，2013）。一些国外大型矿业公司设有政治分析师这一职位从事相关研究。但是对初出国门的我国矿企，信息的搜集、研判能力是一个长期过程，难度较大，研究成果未必适用。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做专题性、针对性研究，成果共享不失为一个快捷、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双方身份、定位不同，因此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也不同，合作期间应做好沟通，提出问题，指明方向并提供资料以使研究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郭磊，2013）。

4.2 人的风险

    “人”的在矿业海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是任何因素都无法取代的。这里的“人”包括两个类别，一是投资体中我方的人，二是投资体中外方的人。

管理学和经济学上对人的论述汗牛充栋，不再赘述。这里仅从矿业海外投资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探讨。

    人的能力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业务能力和行为能力。业务能力是指从事一项专门工作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而行为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即以何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核心是行为模式，例如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环境，是否对外部环境抱有好奇心，是否愿意尝试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互动等。

    就海外矿业投资而言，这两种能力都需要，甚至后一种能力更为宝贵。因为，能否与外界做良好的互动与交流，对于建设良性的矿业开发环境很重要。外部媒体经常批评的“封闭”，“拒绝融合”之类辞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方人员后一种能力的缺失。然而遗憾的是，在人员选择上，我们还是更多基于业务能力。对于如何挑选、培养既有需要的业务能力又有合适行为能力的中外人才，我们可以尝试着向BHP Billiton、RioTinto学习，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自身的行为能力测试系统，并将其纳入人员选拔体系中。行为能力的测试应针对投资主体中的所有人员的，包括我方和外方人员。

4.3 资源民族主义风险

    “资源民族主义”近些年愈演愈烈并被广泛关注。其实这不是新鲜事物，而是起源于上世纪“第三世界”国家以能源为切入点的国有化运动，已经存在近百年。上世纪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能源“国有化”运动。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里全球掀起了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范围从“能源行业”蔓延至“资源行业”（戴维·R.马雷斯，赵欣，2011）。尽管外在表现相似，但内涵却不同。

     第一，与前两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不同，本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参与了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参与者要广泛得多；第二，与前两次运动以行政手段强制国有化不同，本次主要以征收“超额资源税”和“碳排放税”等环保理由的方式实行“资源国有化”，提升国家利益（马也，陈丽萍，宋国明，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