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认识中国矿业 “走出去”的现状与未来

近年来，国内外舆论不断强化一种观点，即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矿业海外投资有着非常高的失败率。如有国外机构指出，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失败率为42%，相比之下全球的平均水平为32%；一些报道称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失败率高达80%甚至95%，还说中国金属行业占全部境外投资失败项目金额的27%，仅次于能源和电力行业。

这一观点及基于此衍生出的各种解读，已对支持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国有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积极性在下降，地勘单位投资几乎停滞，金融机构和合作伙伴对相关企业的信誉评价和估值下降，投资溢价增加。

尽管少数中国矿业企业加大了境外矿业投资的力度，但总体看，中国海外矿业投资所占的份额在减少。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矿业对外投资占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8%，而2016年上半年仅占4.7%。中国矿业全球化步伐在放慢，这对进口依赖程度居高不下的我国矿业来说，是不利的。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客观认识中国矿业“走出去”的现状与未来。

海外矿业投资项目不宜早下定论

评判矿业项目成败，时间尺度上，至少要观察一个矿业周期，甚至需要整个矿山寿命期后方可盖棺定论

目前关于中国矿业“走出去”失败原因的探究，大多先入为主地认同了上述投资失败率高的观点，且侧重于对具体原因就事论事的分析，而对于这一观点本身的正确性缺乏反思，找出了诸如后发劣势、恶性竞争、对象国政策多变、遭遇劳工、环保、社区问题等众多原因，却仍然无法就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给出充分解答。我们认为：

海外风险勘查项目的高失败率，推高了海外矿业投资总体失败率。鉴于中国境外矿业投资数据的不透明，加之统计时点和统计事项，如项目数、公司数、涉案价值等，统计阶段，如勘查、开发和并购等以及失败的评判标准等口径的差异，很难确切计算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的失败率。但是，我们认为目前所估算的极高的失败率，主要是在统计中计入了海外风险勘查项目的失败率所致。

全球风险勘查项目的成功率只有1%左右。而每1000个找矿靶区，只有一个会成为矿山。近十年来，风险勘查项目失败率呈上升趋势。2005年以前，勘查支出与发现呈同比例变化，但2005年以来，勘查投入增加了10倍，但勘查发现一直保持平稳水平，说明单位勘查支出的发现率在下降。全球范围内，勘查公司都有较高的失败率。过去十年来，澳大利亚初级勘查公司有80%是亏损的。将勘查项目与采矿和并购项目一并计算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的失败率，必然得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绝大多数都失败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海外矿业投资项目不能以一时论成败。简单截取某一时点评判一个矿业项目的成败，是不客观的。以中国首钢秘鲁铁矿为例，1992年首钢总公司以高出底价近6倍的出价，购买了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万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性开采权、勘探权和经营权。该项目此后因社区、劳工等问题深陷困境。经过多年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的坚持，2005年以来，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后，首钢秘铁开始走出困境。在收购13年以后，2006年开始向总公司返利。1993年以来形成的各类财务欠账余额942万美元于同年处理完毕，成为首钢总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一个矿业周期通常十余年。发现矿山并进入开采阶段（前导期）通常需要15年左右。矿业项目还需要几年进入盈亏平衡期。大型矿山通常可开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评价矿业项目成功与否通常有四个标准：实施和启动过程中安全运行；项目达到商业目标，按时和按预算交接；符合客户和股东预期；和全球同业相比，资本成本和计划执行具有竞争力。若以此标准评判矿业项目成败，时间尺度上，至少要观察一个矿业周期，甚至需要整个矿山寿命期后方可盖棺定论。如今，全球矿业整体处于低谷期，大量矿山在亏损或暂时关闭。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超过65%的煤矿处于非盈利状态；印度近半数矿山处于关闭状态；美国明尼苏达州铁矿石带上11个铁矿关闭了7个。对中国境外诸多仍在艰苦挣扎的各类矿业项目，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该下失败的结论。

矿业投资客观上确有高风险

即便是澳大利亚最大矿企必和必拓这样的全球矿业公司，也避免不了矿业项目与生俱来的系统性高风险;近年来，随着矿业项目投资额越来越高带来的强对抗也进一步推高了风险

矿业投资具有系统性高风险。矿业项目面临全球治理、主权风险、政府政策调整、技术进步、矿种替代等多种风险，是企业无法完全预见的。以矿种选择为例。2008年前后，中国有些“走出去”企业将煤炭、铁矿石等大宗矿产作为重点矿产，仅仅不到十年，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导致煤炭生产和使用在部分国家受到限制，一些金融机构停止给煤炭融资，锂矿、地热等能源成为热点。2016年8月，澳大利亚最大矿企必和必拓公布，对矿层价值误判、巴西溃坝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原因，截至今年6月底的上一财政年度，该公司年度亏损达64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比市场预期亏损58亿美元。即便是这样的全球矿业公司，也避免不了矿业项目与生俱来的系统性高风险。

高投入带来强对抗，进一步推高风险。近年来，随着采矿项目投资额的增加，涉及利益主体和利益对抗性增加，对管理层要求也就越高。矿业项目投资额越高，失败率越高。根据澳大利亚商会对该国650个矿产、油气以及化工项目过去15年来运行情况的调查，2007年以前，很少有成本在20亿澳元以上的项目，但2012年至少10个项目的资本支出超出100亿澳元。超过20亿澳元的资本投资项目，失败率超过60%。这类项目不仅给项目本身带来风险，也给整个国家的产业带来风险。加拿大为此2007年特地设立了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促进项目在政府机构间的协调。另外，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扎堆，也导致了较高的对抗性，进而带来高风险。

全球矿业正在遭遇共同的不利现状

以全球视野来看，矿业尚存在很多非市场因素,例如地缘政治因素、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矿产储量的集中和垄断等；这些因素绝大多数是个别企业无法处置的，需要国家支持乃至全球矿业治理层面解决

非市场因素阻碍普遍存在。全球矿业投资环境中有诸多非市场环境，非个别矿业企业能驾驭。人们通常以纯经济标准评价矿业项目的成败，这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无可厚非。但以全球视野来看，矿业尚存在很多非市场因素。例如，地缘政治因素；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矿产储量的集中和垄断等。这些因素绝大多数是个别企业无法处置的，需要国家支持乃至全球矿业治理层面解决，对在国际规则上处于被动及信息研究公共产品明显处于比较劣势的中国来说，用市场逻辑评判企业成败，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至少是不全面。

资源民族主义普遍抬头。全球矿业国际化经历了殖民、国有、开放等历史时期后，2005年，进入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和发展与资源全球化并行的历史时期。很多西方的跨国矿业公司，是在要素市场充分发育的前提下，上世纪末开放时期迅速发展，占据了优质矿产地。而中国则在第四个时期到来后大规模走出去，其阻力和困难相对较大。

资源价值认知的多元化推高了成本和风险。一方面，过去二十年来，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主义乃至极端生态环境保护主义、人权保护主义、文化保护主义等越来越多的价值诉求介入矿业领域，企业责任负担明显加重。另一方面，各国并未因此给予矿业项目诸如降低矿业税费等制度补偿，矿业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弱势群体。据统计，资本投资30亿美元～50亿美元的矿业项目，每周因采掘业社区冲突发生的成本高达2000万美元。这在其他行业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全世界矿企共同面对的问题，远非矿业公司一己之力、投资者母国一国之力所能驾驭。

中国矿业海外投资仍处于学习期

中国矿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历史只有十年左右，而且是在处于“后发劣势”的环境下走出这一步的；全球最大40家矿业公司中，中国占12家，至少在规模上中国矿业企业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尽管部分企业海外发展很快，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总体仍处初级阶段，是矿业国际投资的后来者。

中国矿业的跨国经营刚在“后发劣势”中起步。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跨国矿业公司已有上百年的跨国经营历史，中国矿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历史只有十年左右，而且是在处于“后发劣势”的环境下走出这一步的。即便和日本、印度、南非、俄罗斯等国家的跨国矿业公司相比，中国矿业的跨国经营也处于学习阶段。普华永道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最大40家矿业公司中，中国占12家。至少在规模上，中国矿业企业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文化与制度差异带来的困难需要时间来克服。例如，在使用劳工方面，中国人按照习惯，更愿意使用任劳任怨、勤劳隐忍、生产率高的员工，而在当地，低薪、劳动条件差，会被认为是不重视对当地就业的贡献，甚至违法；中企的利润指标分解管理法，被认为短视且手段僵化；中国的注重硬件设施建设的社区贡献方式，被认为面子工程；中企谈判中的含蓄语言，被认为思路不清晰。凡此种种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都需要时间去化解。事实上，中国无论政府和企业，都在逐渐了解对方文化，加强沟通和进行适当调整。国外对中国海外矿业投资也有相当积极评论，甚至有西方媒体开始推崇中国矿企获得社区支持方面的经验。

矿业治理的国际规则需要逐步熟悉。中国矿企“走出去”要融入矿业治理氛围，可大部分中国矿企还不熟悉国际涉及矿业的治理规则，比如国际劳工、国际人权、国际环境、国际反腐败、国际反恐等标准。比如中国矿企同国际上非政府机构接触的历史相对比较短，大多没有加入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国际采矿与金属协会（ICMM）等。这些短板都需要中国矿企逐渐熟悉和调整。

未来仍需继续支持矿业“走出去”

下一个矿业周期，中国可能还将面临其他的挑战，我们仍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手段保障资源安全；“走出去”且保障“走出去”的多样化，是必然的选择

上一轮矿业繁荣期，中国为高价铁矿石等矿产品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矿业“走出去”，很大程度上从资源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其意义在于使中国在全球勘查、采矿等各阶段的活动中有合理安全的投资份额，资源低价时享受低成本发展的利益，资源高价时矿业企业受益，进而保障中国资源的总体安全。这是矿业“走出去”的初心。

尽管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从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和资源储采比的角度看，资源安全问题仍很突出。况且，下一个矿业周期，中国可能还将面临其他的挑战，我们仍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手段保障资源安全。“走出去”且保障“走出去”的多样化，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需要从战略的角度，用更宽广的视野支持中国矿业走出去。上一轮中国矿业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得到了包括外交、财政、金融、信息服务等多层面的支持。今天，中国矿业仍然面临着类似的世情国情。同时，和上一个周期比，中国矿业走出去，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生态利益、土地多用途与资源开发的竞争；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具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的变相全球市场操控等。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仍在持续不断地给予矿业补贴，或补贴国内矿业，增强企业实力，或直接支持海外矿业投资。以澳大利亚为例，每年联邦政府、州政府对矿业补贴累计高达数10亿澳元；加拿大除对国内勘查采矿有优惠的支持政策以外，对矿业企业境外投资采取了金融、保险、外交等直接措施，以及通过财政资金支持介入发展中国家矿业法改革、通过双边多边协议保护企业投资、国家投入进行尽职调查等多种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扶持矿业企业，尤其是勘查企业，企业将很难为续。而最近两年，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的支持无论是多样性上还是力度上，都无法与其他竞争对手的母国相比。

同时，我们有必要对上一轮矿业“走出去”的支持方式进行反思。当时缺乏监管问责制度，加之企业能力、经验不足等因素，导致大量盲目、低质及高支付的海外矿业项目投资。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矿业“走出去”的丰富经历，使我们已有资本进行反思。

总之，中国海外矿业项目的现状和未来，需要超越成败论，站在战略高度、利用多维视角，以历史的眼光，结合矿业特殊性加以全面认识和把握，唯有如此，才能让各方面重新认识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意义，让矿业企业抛开包袱和世俗观点，稳步前行。

（作者单位：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